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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新秩序。
自0世纪0年代以来，德国一直同中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，孙中山曾经有过结成中德俄三国联盟的设想。但此时德国政权已经由希特勒把持，他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欧洲战争。因此，希望日本在远东保存实力，以牵制苏联，必要时给英法在远东的势力以致命一击。德日终于沆瀣一气，共同对中国政府实施劝降和逼降活动。
197年11月5日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，转交了日本的“议和条件”。蒋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。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，德国、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**协定，还告诉他，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，反而会暗中鼓励，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。陶德曼告诉蒋介石从速选择，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。
蒋介石表现强硬：“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，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！”
1月1日，日本侵占南京后，日本首相近卫发表谈话：“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四大都市不守，国民政府的实体已成问题了。”在日本策划下，伪政权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在北平成立。1月1日，日本内阁决定了《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》，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乞和，方能进行日华直接谈判。
1月6日，陶德曼会见孔祥熙，送交了上述条件和日本的备忘录。蒋介石表示：“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，决无接受余地。”“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，舍抗战之外无生存。”他决定对于日本的条件“一概不予理会”。
为了争取苏联参战，蒋介石把德国大使陶德曼充当调停者的中日和谈建议、及日本的备忘录透露给斯大林，暗示苏联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国，他将被迫议和，加入**协定轴心国。
日本政府见国民政府“拒绝答复”，一怒之下决定终止“陶德曼工作”。这也宣告：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阴谋归于失败。1月16日，近卫首相公开发表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声明，宣称“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，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，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关系。”
1月18日，日本召回驻华大使，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。两国外交关系从此中断。
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处在一个利益纷争加剧的国际大变动环境中。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，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，为中国抗战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，无疑是抗日战争中外交策略的重大问题。坚持抗日作战的同时，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，极力捕捉每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机。
199年月，日军攻占海南岛，蒋介石称之为“太平洋上的九一八”。月，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，很快又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。蒋介石期待着日本的不断挑衅，美英等国将走上制裁日本的道路。
当年7月，就在蒋介石为英国与日本签订《有田——克莱琪协定》，英国承认日本侵华行动合法，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，而大受打击的时候，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，废除《美日友好通商航空海条约》。这是中日开战以来，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对日制裁措施，无疑对中国是莫大的鼓舞。
9月，欧洲战争爆发，由此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对于国民政府来说，几年的死拼硬挡，终于等来了国际形势的转机。“苦撑待变”，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，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盟友。
对蒋介石来说，在两年前，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，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，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了。他认为中国抗战最大的基本策略已经达成，“我国抗战两年，期待国际变化，今果有大变化矣……如我能择善固执，谨慎运用，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。”
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，是蒋介石的一贯战略。欧战爆发，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，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，在东亚、西欧同时并进。蒋介石从这里看到，中国已经获得了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。他甚至更为直接地说：“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，反形简单，即对内建设根据地，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，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束而已。”其中虽不乏消极思想，但把中国的抗战，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的思考却是有远见的。
9月1日，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，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，废除武器禁运的条款，对待中日战争，美国的态度是逐步扩大对日本的禁运范围。5天以后，罗斯福要求各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指定的原料。1月，又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。
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蒋介石设想的那么顺利，随后而来的是一段漫长而焦灼的等待。战争初期，轴心国家一路顺风，法国在战争中迅速失败，英国在西欧战场上和中国在东亚战场上一样，孤立苦撑。一时间轴心国家气势汹汹，大有扭转世界乾坤之势。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美国逐步疏远日本而悄悄靠近中国，这对处境艰难的蒋介石来说是个鼓舞。对苦战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希望。
日本方面也在等待，等待国民党政府投降或分化瓦解。日本已经获得了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的合作，日本希望这些大人物的举动能够引发重庆的混乱，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。
日本与蒋谈判的“桐工作”，进展不能让日本人满意，1940年初，日本人突然发现蒋介石是在玩缓兵之计。怒火中烧的日本人为了挽回面子，在1940年月匆匆忙忙地把南京的汪伪政权扶植起来。
蒋介石没有因此而遭遇太多的麻烦，他牢牢地把军队和金融抓在手里。得知南京汪伪政权出台的消息，他没有恐慌，只是替那帮曾经的同志感到惋惜，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政治的特点！蒋介石疑问：难道曾经行刺摄政王的革命者，不知道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吗？！
但是，外交是外交，它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中国政府和军队，必须打好每一场战斗。这时，中国战场上，战线已经延伸到长江流域，如何打好武汉保卫战，成为全国各界的共同愿望。那么，这场会战能够打好吗？
武汉地处中原，纵贯南北的平汉、粤汉铁路，与横穿东西的长江在此交汇，素称九省通衢，具有重要的经济、军事战略地位。自南京保卫战开始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迁往武汉，武汉实际上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中心。
198年5月，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以后。日本统帅部认为，攻占武汉，就可以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，破坏国共合作，瓦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，分解中国的抗日阵营。他们提出，日军只要占领中国的武汉，控制黄河、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，并进占广东，就可以切断国际上对华援助的补给线，中国政府就可能与其结城下之盟。
7月日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，制定了《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大纲》。大纲明确攻取武汉的作战目的，在于摧毁中国军队的统一指挥中枢，在作战上要尽力给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以重大打击，尔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，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，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，以控制武汉以东长江沿岸各要点。
为了进行武汉作战，日军重新调整了侵华的军事力量，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40多万大军，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兵力要求达到9个师团。日军统帅部最初的设想是：两个集团军分两路进攻。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攻，一路沿长江由东向西推进。由于日军在华北地区受到抗日武装的频繁打击，部队难以保证按计划行动，曾经考虑用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的北面地区，打开一条新的通道。也由于兵力不足而放弃。
日军最后决心是主力沿长江西进，一部分兵力沿大别山北麓西进，会攻武汉。那么，中日两如何在武汉展开会战呢？（未完待续）
世界新秩序。
自0世纪0年代以来，德国一直同中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，孙中山曾经有过结成中德俄三国联盟的设想。但此时德国政权已经由希特勒把持，他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欧洲战争。因此，希望日本在远东保存实力，以牵制苏联，必要时给英法在远东的势力以致命一击。德日终于沆瀣一气，共同对中国政府实施劝降和逼降活动。
197年11月5日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，转交了日本的“议和条件”。蒋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。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，德国、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**协定，还告诉他，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，反而会暗中鼓励，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。陶德曼告诉蒋介石从速选择，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。
蒋介石表现强硬：“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，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！”
1月1日，日本侵占南京后，日本首相近卫发表谈话：“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四大都市不守，国民政府的实体已成问题了。”在日本策划下，伪政权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在北平成立。1月1日，日本内阁决定了《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》，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乞和，方能进行日华直接谈判。
1月6日，陶德曼会见孔祥熙，送交了上述条件和日本的备忘录。蒋介石表示：“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，决无接受余地。”“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，舍抗战之外无生存。”他决定对于日本的条件“一概不予理会”。
为了争取苏联参战，蒋介石把德国大使陶德曼充当调停者的中日和谈建议、及日本的备忘录透露给斯大林，暗示苏联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国，他将被迫议和，加入**协定轴心国。
日本政府见国民政府“拒绝答复”，一怒之下决定终止“陶德曼工作”。这也宣告：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阴谋归于失败。1月16日，近卫首相公开发表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声明，宣称“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，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，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关系。”
1月18日，日本召回驻华大使，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。两国外交关系从此中断。
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处在一个利益纷争加剧的国际大变动环境中。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，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，为中国抗战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，无疑是抗日战争中外交策略的重大问题。坚持抗日作战的同时，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，极力捕捉每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机。
199年月，日军攻占海南岛，蒋介石称之为“太平洋上的九一八”。月，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，很快又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。蒋介石期待着日本的不断挑衅，美英等国将走上制裁日本的道路。
当年7月，就在蒋介石为英国与日本签订《有田——克莱琪协定》，英国承认日本侵华行动合法，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，而大受打击的时候，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，废除《美日友好通商航空海条约》。这是中日开战以来，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对日制裁措施，无疑对中国是莫大的鼓舞。
9月，欧洲战争爆发，由此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对于国民政府来说，几年的死拼硬挡，终于等来了国际形势的转机。“苦撑待变”，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，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盟友。
对蒋介石来说，在两年前，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，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，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了。他认为中国抗战最大的基本策略已经达成，“我国抗战两年，期待国际变化，今果有大变化矣……如我能择善固执，谨慎运用，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。”
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，是蒋介石的一贯战略。欧战爆发，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，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，在东亚、西欧同时并进。蒋介石从这里看到，中国已经获得了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。他甚至更为直接地说：“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，反形简单，即对内建设根据地，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，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束而已。”其中虽不乏消极思想，但把中国的抗战，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的思考却是有远见的。
9月1日，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，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，废除武器禁运的条款，对待中日战争，美国的态度是逐步扩大对日本的禁运范围。5天以后，罗斯福要求各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指定的原料。1月，又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。
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蒋介石设想的那么顺利，随后而来的是一段漫长而焦灼的等待。战争初期，轴心国家一路顺风，法国在战争中迅速失败，英国在西欧战场上和中国在东亚战场上一样，孤立苦撑。一时间轴心国家气势汹汹，大有扭转世界乾坤之势。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美国逐步疏远日本而悄悄靠近中国，这对处境艰难的蒋介石来说是个鼓舞。对苦战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希望。
日本方面也在等待，等待国民党政府投降或分化瓦解。日本已经获得了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的合作，日本希望这些大人物的举动能够引发重庆的混乱，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。
日本与蒋谈判的“桐工作”，进展不能让日本人满意，1940年初，日本人突然发现蒋介石是在玩缓兵之计。怒火中烧的日本人为了挽回面子，在1940年月匆匆忙忙地把南京的汪伪政权扶植起来。
蒋介石没有因此而遭遇太多的麻烦，他牢牢地把军队和金融抓在手里。得知南京汪伪政权出台的消息，他没有恐慌，只是替那帮曾经的同志感到惋惜，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政治的特点！蒋介石疑问：难道曾经行刺摄政王的革命者，不知道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吗？！
但是，外交是外交，它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中国政府和军队，必须打好每一场战斗。这时，中国战场上，战线已经延伸到长江流域，如何打好武汉保卫战，成为全国各界的共同愿望。那么，这场会战能够打好吗？
武汉地处中原，纵贯南北的平汉、粤汉铁路，与横穿东西的长江在此交汇，素称九省通衢，具有重要的经济、军事战略地位。自南京保卫战开始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迁往武汉，武汉实际上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中心。
198年5月，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以后。日本统帅部认为，攻占武汉，就可以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，破坏国共合作，瓦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，分解中国的抗日阵营。他们提出，日军只要占领中国的武汉，控制黄河、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，并进占广东，就可以切断国际上对华援助的补给线，中国政府就可能与其结城下之盟。
7月日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，制定了《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大纲》。大纲明确攻取武汉的作战目的，在于摧毁中国军队的统一指挥中枢，在作战上要尽力给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以重大打击，尔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，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，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，以控制武汉以东长江沿岸各要点。
为了进行武汉作战，日军重新调整了侵华的军事力量，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40多万大军，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兵力要求达到9个师团。日军统帅部最初的设想是：两个集团军分两路进攻。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攻，一路沿长江由东向西推进。由于日军在华北地区受到抗日武装的频繁打击，部队难以保证按计划行动，曾经考虑用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的北面地区，打开一条新的通道。也由于兵力不足而放弃。
日军最后决心是主力沿长江西进，一部分兵力沿大别山北麓西进，会攻武汉。那么，中日两如何在武汉展开会战呢？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