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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“旧地重游”的曾渊子再度踏进雷州时，他的身份已不是广西宣谕使，而是雷州郡守。帝国决定，设雷州为郡，仍然下辖徐闻、遂溪两县。
这个时候，在行朝已定的规划中，雷州不仅是帝国向广南西路进军的桥头堡，并且将成为朝廷现行某些政策转变的一种过渡。
朝臣们此时是极其兴奋的，帝国在战场上的胜利，已经把重返大陆放在了他们面前，也许这个场景在他们的梦中不知道出现了多少回。“故国难离”啊。但在兴奋之余，帝国的重臣同样也冷静地对帝国的未来进行了考虑。
他们认为，朝廷于海上实施的做法，在登上大陆之后是必须改变的，这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朝廷的税赋政策。因为你不管怎么说，像琼州和流求施行的减、免税，是无法一直实行下去的。不要说这是在战时，花费巨大，就算没有战事，朝廷也根本执行不下去。他们在朝议中提出，登陆沿海后，帝国应恢复过去的规制。
东在内心里面是同意朝臣们的意见的。因为有宋一代，铸钱的量始终很大，你比如说，仅仅“江、池、饶州、建宁府四监，岁铸钱百三十四万缗，充上供；衡、舒、严、鄂、韶、梧州六监，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，充逐路支用。”如将历年所铸之钱全部改换，这个收益非常可观。另外，现在还有抢来的东西在撑着，行朝短期之内应该无忧，可以后肯定是不行的。
但当着帝国大臣的面，他却不置可否，因为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根本不准备再施行宋代以前的做法。
我们的帝国历史，有时候从现象上看，就是一个围绕着土地的“分散”与“集中”、而展开的一个又一个的轮回。但在这个悠久的、以农业为主的帝国历史上，直到二十世纪以前，大约也就只有一个税赋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合理，那就是“摊丁入亩”。可仅仅“摊丁入亩”，是解决不了帝国“土地兼并”这个千年痼疾的。
东虽然并不准备立即改变帝国在海上的规制，可他也觉得应当使雷州承担一个帝国由海上到陆地的转换角色。
雷州地处偏远，原住人口实际上并不多，但历史上它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涌入，这就是在宋末元初。当时几十万的闽南莆田（即兴化）人，因躲避战乱跑到了雷州半岛。而在这个时空，由于杜浒和谢明军情司的插入，这些流民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最后到了琼州和流求。因此，雷州半岛的人口并没有太多的增加。
陆秀夫和赵与珞在与朝中重臣、包括即将前去雷州上任的曾渊子商议过后，提出把雷州作为朝廷向大陆发展的一个过渡。为此，他们拟定：遭受兵火之后的雷州，免赋税二年，而新到雷州的流民，依然执行帝国现行政策，给可拓荒地二十亩，但免赋税五年。
陆夫子和老赵他们拿出的这个政策，基本上是五代之末和宋初的路子。当时由于长期的战乱和人口的大量丧失，中原大片的田土成了无主之地，为了不使土地荒芜，更为了培养国力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了类似的鼓励开荒方法。
东同意了朝臣们的意见，但他认为，为了执行将来的田赋征收政策，现在更应该做另一件事，哪就是尽可能精确点地了解粮食的亩产。
这个穿越者和陆夫子、老赵等人说道：“老师，赵大人，各位爱卿的意思，朕明白，朕也赞同。但朕从史书上看到，历朝似乎一直对天下的粮食到底一年产多少，更重要的是每亩的所产，并无确论。”
陆秀夫、赵与珞，包括户部的苏景瞻等人一听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小鬼头又要来事了啊，他们一起“警觉地”盯着陛下。
“朕觉得，帝国的赋税规制要改，并重新制定，此事现在就应该着手，朕的要求也就是简化与合理。”
宋代的赋税真的是比较混乱，其他不提，就讲令人头痛的“折变”。因为宋开始的田赋，规定“夏收钱，秋征粮”。但官府随着需要，经常变成征其它的东西，比如绢帛。这个变，就要进行折算，而一折算，“技巧”就出来了。包拯在陈州调查时就发现，“折变”使百姓的负担增加了近两倍。你不改行吗？
“但要做到简化与合理，就必须细致地了解田亩所产。而且朕觉得，朝廷现在治下的人越来越多，以后前来的流民同样也会更多，那么这些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呢？琼州、流求等地又实际产了多少粮食？能不能保障军需？帝国对此不了解，恐怕不行吧？”
自汉以来，中国历代的田赋都是按土地的产量来征收的。刘邦立汉，开始定的是“十五而税一”。汉文帝前元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和十二年（公元前168年），他下诏减天下田赋为“三十税一”。从十三年开始，再令天下田赋全免，而且一免就免了十二年，直到景帝即位。
但汉代乃至以后的历朝所制定的田赋政策，并不是以实际产量来征税，而是根据收成的一般产量，由朝廷按照十五税一、或三十税一的固定比例，制定的税收额。
遗憾的是，古代典籍里是没有官方的粮食亩产... -->>
当“旧地重游”的曾渊子再度踏进雷州时，他的身份已不是广西宣谕使，而是雷州郡守。帝国决定，设雷州为郡，仍然下辖徐闻、遂溪两县。
这个时候，在行朝已定的规划中，雷州不仅是帝国向广南西路进军的桥头堡，并且将成为朝廷现行某些政策转变的一种过渡。
朝臣们此时是极其兴奋的，帝国在战场上的胜利，已经把重返大陆放在了他们面前，也许这个场景在他们的梦中不知道出现了多少回。“故国难离”啊。但在兴奋之余，帝国的重臣同样也冷静地对帝国的未来进行了考虑。
他们认为，朝廷于海上实施的做法，在登上大陆之后是必须改变的，这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朝廷的税赋政策。因为你不管怎么说，像琼州和流求施行的减、免税，是无法一直实行下去的。不要说这是在战时，花费巨大，就算没有战事，朝廷也根本执行不下去。他们在朝议中提出，登陆沿海后，帝国应恢复过去的规制。
东在内心里面是同意朝臣们的意见的。因为有宋一代，铸钱的量始终很大，你比如说，仅仅“江、池、饶州、建宁府四监，岁铸钱百三十四万缗，充上供；衡、舒、严、鄂、韶、梧州六监，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，充逐路支用。”如将历年所铸之钱全部改换，这个收益非常可观。另外，现在还有抢来的东西在撑着，行朝短期之内应该无忧，可以后肯定是不行的。
但当着帝国大臣的面，他却不置可否，因为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根本不准备再施行宋代以前的做法。
我们的帝国历史，有时候从现象上看，就是一个围绕着土地的“分散”与“集中”、而展开的一个又一个的轮回。但在这个悠久的、以农业为主的帝国历史上，直到二十世纪以前，大约也就只有一个税赋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合理，那就是“摊丁入亩”。可仅仅“摊丁入亩”，是解决不了帝国“土地兼并”这个千年痼疾的。
东虽然并不准备立即改变帝国在海上的规制，可他也觉得应当使雷州承担一个帝国由海上到陆地的转换角色。
雷州地处偏远，原住人口实际上并不多，但历史上它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涌入，这就是在宋末元初。当时几十万的闽南莆田（即兴化）人，因躲避战乱跑到了雷州半岛。而在这个时空，由于杜浒和谢明军情司的插入，这些流民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最后到了琼州和流求。因此，雷州半岛的人口并没有太多的增加。
陆秀夫和赵与珞在与朝中重臣、包括即将前去雷州上任的曾渊子商议过后，提出把雷州作为朝廷向大陆发展的一个过渡。为此，他们拟定：遭受兵火之后的雷州，免赋税二年，而新到雷州的流民，依然执行帝国现行政策，给可拓荒地二十亩，但免赋税五年。
陆夫子和老赵他们拿出的这个政策，基本上是五代之末和宋初的路子。当时由于长期的战乱和人口的大量丧失，中原大片的田土成了无主之地，为了不使土地荒芜，更为了培养国力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了类似的鼓励开荒方法。
东同意了朝臣们的意见，但他认为，为了执行将来的田赋征收政策，现在更应该做另一件事，哪就是尽可能精确点地了解粮食的亩产。
这个穿越者和陆夫子、老赵等人说道：“老师，赵大人，各位爱卿的意思，朕明白，朕也赞同。但朕从史书上看到，历朝似乎一直对天下的粮食到底一年产多少，更重要的是每亩的所产，并无确论。”
陆秀夫、赵与珞，包括户部的苏景瞻等人一听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小鬼头又要来事了啊，他们一起“警觉地”盯着陛下。
“朕觉得，帝国的赋税规制要改，并重新制定，此事现在就应该着手，朕的要求也就是简化与合理。”
宋代的赋税真的是比较混乱，其他不提，就讲令人头痛的“折变”。因为宋开始的田赋，规定“夏收钱，秋征粮”。但官府随着需要，经常变成征其它的东西，比如绢帛。这个变，就要进行折算，而一折算，“技巧”就出来了。包拯在陈州调查时就发现，“折变”使百姓的负担增加了近两倍。你不改行吗？
“但要做到简化与合理，就必须细致地了解田亩所产。而且朕觉得，朝廷现在治下的人越来越多，以后前来的流民同样也会更多，那么这些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呢？琼州、流求等地又实际产了多少粮食？能不能保障军需？帝国对此不了解，恐怕不行吧？”
自汉以来，中国历代的田赋都是按土地的产量来征收的。刘邦立汉，开始定的是“十五而税一”。汉文帝前元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和十二年（公元前168年），他下诏减天下田赋为“三十税一”。从十三年开始，再令天下田赋全免，而且一免就免了十二年，直到景帝即位。
但汉代乃至以后的历朝所制定的田赋政策，并不是以实际产量来征税，而是根据收成的一般产量，由朝廷按照十五税一、或三十税一的固定比例，制定的税收额。
遗憾的是，古代典籍里是没有官方的粮食亩产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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