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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景炎十四年的这个廷议最后，所有人终于明白了他们这个狡诈的陛下召集众人前来的“真实”用意，那就是又要给他们找事做。
针对廷议中的如下议题：
治理天下要不要法度？
法度应如何制定、或怎样制定才合理？如果已定的法度如果不合理，是否要修改？如何修改？
朝廷已定之法度要不要人人都守、甚至包括帝国的君主？
谢枋得的教部被要求在《国学月刊》上讨论。
陈宜中等人没有尽言，（那是，某人就根本没让别人多说话，）可以著文在大宋邸报上刊出。按他的话说就是：
“只要有自己看法的，不管是对秦制、秦法，还是本朝，甚至于先秦的诸家，都可以著文。一旦刊出，礼部还要给润笔费。”
兄弟你一定要理解，咱当然不会立马就弄什么“依法治国”，做到这一步，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但这事情完全可以先讨论，以求达成某种共识。
什么事都要舆论先行，这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套路。
古时候出师，先来一段吊民伐罪是为什么？还不是先造舆论。后世国外也都在跟着中国人学。
您没见西方想对别的国家动手之前，舆论动不动就铺天盖地？眼皮子浅一浅的都要被他们迷惑。
说实话，在这时代就“依法治国”这件事，您只要能把观念竖起来、或留下来，您就已经成功了。
以兄弟我所见，不见得是百姓做不到守法，往往还就是那些士大夫们会有问题。只要您一提到法律、讲法治，他们在潜意识里面就认为您是要采取高压政策。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潜藏更深、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惯性思维：别人受约束是应该的，自己受约束是不对滴。
今日的廷议，您还没有看出来有些玄机？
向谢大侠、陈宜中交代完之后，帝国陛下又转向了其他人。
徐宗仁领衔的刑部，以大理寺为主，从现在开始，对朝廷过去的法令、法度全面梳理，重新正式制定《大宋律法》，并将在以后刊印成书。
凡《大宋律法》涉及到各部职责范围内的，各部要仔细审议并书面提出意见给大理寺。
（这其实也是应该的，你比如说民法，民部显然要比刑部更了解民事，他们就应当参与进来。）
同时他还交代夏士林：“《大宋律法》成稿之后，御史台负责最终的复核。”
“在此期间，任何人都可以以书面形式向大理寺、御史台提出异议，并阐述自己的理由。御史台认为其中有不当之处者，也可以提出异议和驳回。”
由于有杨亮节这个上司在，夏士林一直在朝廷里没有太显山露水。因为老杨近来正“闭门思过”，所以今天是他来参加了这个朝会。但夏士林实际上也是行朝当中的一个方正之士。
依法治国固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达到，但眼面前的重新拟定大宋法律，实已到了刻不容缓。老杨这事说明了什么？法律有漏洞。
有漏洞当然要补上。再说，兄弟我真没有时间等了。
……
朝堂里已经没有人了。
不管帝国陛下的用意究竟何在、众人是否明了，反正某人是又折腾了，而折腾出来的事，自然仍会是落到了朝臣们的头上。
可拿着朝廷的俸禄，您不做谁来做呢？
当离去的众人背影消失后，目送他们的帝国陛下与陆秀夫开始在殿堂外的回廊上漫步。
漫步自然随意，可这俩人竟也一时无语。但这种情景显然不可能持续很久。
在踱出了十几步之后，陆秀夫率先轻声言道：“官家如何看先秦之法家？”
帝国陛下抿了抿嘴唇后，淡淡地回道：“作为先秦之一家，法家自有他们的可取之处，因为他们制定了天下的第一部法典。”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所谓的法律，大约就是从人类早期的部落习俗、惯例、做法等等逐步转化而来的。自人类形成族群、或部族开始，它实际上就已经存在。否则，早期的人类族群何以形成？族长、或部族的长老如何管理、维系整个原始的部族？
俗话中的“规矩”，其实也就是某种人群中不成文的法律，反过来，法律不过是把这些规矩中的一部分文字化。
但正是这一步，人类开始进入了法治社会。
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家第一个功绩。
因为有了成文的法律为依据，人类才开始逐步摆脱“人治”中所存在的某种随意性和模糊性。
法律的缺陷是其教条和刻板，而中国人喜欢讲人情，“人情”其实仍源自于“人治”，所以同样存在随意性和模糊性。
你比如说参加婚宴中的随喜，两百是人情，八百也是人情，有人送个八千、一万的，它还是人情。
人情就难以有个普遍都能接受的具体的标准。
所以，只要人类自身还存在“恶”的一面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上法治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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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景炎十四年的这个廷议最后，所有人终于明白了他们这个狡诈的陛下召集众人前来的“真实”用意，那就是又要给他们找事做。
针对廷议中的如下议题：
治理天下要不要法度？
法度应如何制定、或怎样制定才合理？如果已定的法度如果不合理，是否要修改？如何修改？
朝廷已定之法度要不要人人都守、甚至包括帝国的君主？
谢枋得的教部被要求在《国学月刊》上讨论。
陈宜中等人没有尽言，（那是，某人就根本没让别人多说话，）可以著文在大宋邸报上刊出。按他的话说就是：
“只要有自己看法的，不管是对秦制、秦法，还是本朝，甚至于先秦的诸家，都可以著文。一旦刊出，礼部还要给润笔费。”
兄弟你一定要理解，咱当然不会立马就弄什么“依法治国”，做到这一步，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但这事情完全可以先讨论，以求达成某种共识。
什么事都要舆论先行，这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套路。
古时候出师，先来一段吊民伐罪是为什么？还不是先造舆论。后世国外也都在跟着中国人学。
您没见西方想对别的国家动手之前，舆论动不动就铺天盖地？眼皮子浅一浅的都要被他们迷惑。
说实话，在这时代就“依法治国”这件事，您只要能把观念竖起来、或留下来，您就已经成功了。
以兄弟我所见，不见得是百姓做不到守法，往往还就是那些士大夫们会有问题。只要您一提到法律、讲法治，他们在潜意识里面就认为您是要采取高压政策。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潜藏更深、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惯性思维：别人受约束是应该的，自己受约束是不对滴。
今日的廷议，您还没有看出来有些玄机？
向谢大侠、陈宜中交代完之后，帝国陛下又转向了其他人。
徐宗仁领衔的刑部，以大理寺为主，从现在开始，对朝廷过去的法令、法度全面梳理，重新正式制定《大宋律法》，并将在以后刊印成书。
凡《大宋律法》涉及到各部职责范围内的，各部要仔细审议并书面提出意见给大理寺。
（这其实也是应该的，你比如说民法，民部显然要比刑部更了解民事，他们就应当参与进来。）
同时他还交代夏士林：“《大宋律法》成稿之后，御史台负责最终的复核。”
“在此期间，任何人都可以以书面形式向大理寺、御史台提出异议，并阐述自己的理由。御史台认为其中有不当之处者，也可以提出异议和驳回。”
由于有杨亮节这个上司在，夏士林一直在朝廷里没有太显山露水。因为老杨近来正“闭门思过”，所以今天是他来参加了这个朝会。但夏士林实际上也是行朝当中的一个方正之士。
依法治国固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达到，但眼面前的重新拟定大宋法律，实已到了刻不容缓。老杨这事说明了什么？法律有漏洞。
有漏洞当然要补上。再说，兄弟我真没有时间等了。
……
朝堂里已经没有人了。
不管帝国陛下的用意究竟何在、众人是否明了，反正某人是又折腾了，而折腾出来的事，自然仍会是落到了朝臣们的头上。
可拿着朝廷的俸禄，您不做谁来做呢？
当离去的众人背影消失后，目送他们的帝国陛下与陆秀夫开始在殿堂外的回廊上漫步。
漫步自然随意，可这俩人竟也一时无语。但这种情景显然不可能持续很久。
在踱出了十几步之后，陆秀夫率先轻声言道：“官家如何看先秦之法家？”
帝国陛下抿了抿嘴唇后，淡淡地回道：“作为先秦之一家，法家自有他们的可取之处，因为他们制定了天下的第一部法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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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的法律，大约就是从人类早期的部落习俗、惯例、做法等等逐步转化而来的。自人类形成族群、或部族开始，它实际上就已经存在。否则，早期的人类族群何以形成？族长、或部族的长老如何管理、维系整个原始的部族？
俗话中的“规矩”，其实也就是某种人群中不成文的法律，反过来，法律不过是把这些规矩中的一部分文字化。
但正是这一步，人类开始进入了法治社会。
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家第一个功绩。
因为有了成文的法律为依据，人类才开始逐步摆脱“人治”中所存在的某种随意性和模糊性。
法律的缺陷是其教条和刻板，而中国人喜欢讲人情，“人情”其实仍源自于“人治”，所以同样存在随意性和模糊性。
你比如说参加婚宴中的随喜，两百是人情，八百也是人情，有人送个八千、一万的，它还是人情。
人情就难以有个普遍都能接受的具体的标准。
所以，只要人类自身还存在“恶”的一面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上法治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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